陈社

女儿在大学读书期间，曾写过一些散文随笔，还被《报刊文摘》选载过，出版了两本书，22岁加入了江苏省作家协会，一些朋友便以为是我这个老爸培养的成果。其实不然，除了鼓励、鞭策外，她从小到大，我几乎没有辅导过她的写作。记得她上初三时，带回过一个学期的课堂作文练习册，说老师要求家长认真阅读后写个序。由此我通读了她练习册上的18篇作文，这才意识到，集中读孩子的作文，于我竟是第一次。所以我写的序，开头一段便是检讨：“……愧为乃父，此前竟未读过一篇。若非老师嘱为作序，尚不知何时才能忙到尽此家长之责。只能借此向老师、向女儿道声‘对不起’了！”

(相关资料图)

那么，我对女儿的培养重在哪里呢？举个例子吧！

1994年春节刚过，我从《中国青年》杂志上看到“希望工程”的介绍，便向扬州团市委了解情况，答复未接到通知，尚未开展，遂直接与“希望工程”的主办单位——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取得了联系。随后与女儿交谈，建议她将压岁钱捐出去，帮助一个贫困孩子。女儿答应了，但她的压岁钱不够要求的额度，我说差的部分我们补足，她开心极了。

办好手续后，主办单位选择了河北省平山县下槐镇爪角小学的一个失学女孩与我女儿配对。从此，女儿与那个女孩开始了通信。

那个女孩是个孤儿，奶奶和大伯照顾她的生活，由于我们的捐助得以重返校园，插班上了小学二年级，她和我女儿同年，却晚了四个年级。她信中说的不少事情都是我们想不到的，譬如她的学校在山沟里面，交通不便，信寄过去会很长时间收不到，让改寄到她老师的另一个地址，由老师带给她。又如我女儿请她寄一两张照片过来，她说她虽然已经11岁了，但从来没拍过一张照片，等以后照了相，一定会寄给我们……

这种联系、交往，使女儿了解、感受到了一些平时接触不到的东西。

当时我写了一篇随笔《同一片蓝天下》，说一位朋友参加了“希望工程”的捐助，了解到贫困地区失学儿童的情况，感叹于同一片蓝天下孩子们的境遇却有着巨大差别。《扬州日报》的周保秋主任看到这篇文章后与我联系，说“希望工程”在扬州是个新事物，请我帮助联系那位朋友，他们准备组织采访报道。我只得坦白“那位朋友”就是我和女儿，并告诉她，我们和女儿有个约定，即不对外透露这件事。理由是：这样的帮助才算纯粹。周主任表示理解。此后，我们又通过“希望工程”等途径资助了三个孩子。

潜移默化中，女儿的价值观在形成、发展，懂得社会、生活的不圆满，比较节俭，遇事能为家庭、他人着想……后来她出国留学，先选择的澳大利亚，因费用太高不得不放弃。最终去了不收学费但难度很大、得改学德语的德国。留学期间，我们与她的交流仍在继续。她的《留学，到德国去》一书也选载了少许我们发给她的短消息，且摘一条：“今天收到的《泰州日报》刊载了一篇记者专访《我的父母是下岗工》，带到车上（出差）读了一遍，过些天就寄给你。我特别同情弱者，见文中一些孩子家的艰苦情况，不由得阵阵心酸。我们家的经济条件要比下岗工人家好多了，给你看也不是要你去省吃俭用吃多少苦，而是让你对这个社会多一份了解和体悟，在面临今后可能发生的困难时，能够多一份坚韧和顽强。”

女儿的短消息中这方面的内容就更多了，譬如：“我变得特别节省，什么东西都觉得奢侈，今天在路上看到一欧多一只的热狗，犹豫了半天还是没买。”在《去科隆打工》一文中她写道：“在莱比锡待了一年多，知道这里没有工打。听同学讲科隆还可以，一放假，便兴冲冲地赶了过去。可等到我奔波于科隆街头，按照电话黄页上的地址，一家一家地找中介的时候，才知道自己先前的种种设想不过是小女生天真无知的想法罢了。眼前的事实是：多如牛毛的中介里，居然没有一家能找到工作……第二周周一一早，便又背上黄页出门了。几次失望后，又走进一家中介，例行公事一般，希望已快死绝。不料负责接待的女秘书并没有立刻打发我走，而是让我坐一下，旋即拿起了电话——一种强烈的预感包围了我，心脏便狂跳起来。果然，她放下电话对我说:‘我这里正好有一份工作，明天就可以上班……’狂喜的我不假思索，埋头就填表，半晌才抬起头问：‘小姐，这是一份什么工作？’”

如此等等，我以为，这样的影响，是一种绵延不绝的陪伴，对于女儿的成长，是有益的。

作者简介：

亦名肖放，生于海陵，插队高邮，打工扬泰，业余爱好写作。著有散文、杂文、小说、评论作品11部。中国作协会员、文学创作一级、高级记者。